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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呢？他们怎么知道边界线的各个走向？
学位论文就是研究某省在某断代五十余县的历史政区边界问题。当初跟着导师做项目，画了三年的历史地图，这问题撞在枪口上，算是有点发言权吧。
历史政区边界的复原，大体思路就是：利用现存的史料以及学人研究成果，将历史上的状况恢复绘制在今天的地图上（即所谓底图），从而形成古今对照的历史地图。重点是在古今地物之间建立起联系，用今天的地物去找古代的地物，大体有“倒（逆）推法”与“界址点复原法”两种方法。
这两天有点忙，先占个坑，回头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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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文思枯竭，心情积郁，鬼使神差又玩起了知乎。看到这一年前留下的巨坑，感觉还是有必要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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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之前先审题：
题主自己把问题分为两部分，但如果我的理解无误，这里其实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问题1：古代人怎样画地图。
问题2：现代人怎样画古代地图（编绘历史地图）。
问题3：在现代的历史地图（集）当中，以政区边界为代表的各类线状地物是怎样绘制出来的。
不得不承认，问题1和问题2看似简单，但要真想要写出一篇专业过硬、材料详实的高质量答案，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毕竟是多个学科的综合交叉，方方面面都谈到的话，至少几十万字打底，可以直接出两本书了。我的学识以及能力有限，搞不来这种鸿篇巨作，只能挑自己知道的说一说，再分享一些相关文献和论著，供大家参考——这部分内容，将会构成本篇答案的前两个大板块。
从逻辑上说，问题3只能算是问题2下面的一个子项目，但题主问得很巧，因为“边界线”这种东西，确实值得拎出来单独谈。历史疆域政区边界的考订和复原工作，一直都是历史地图（集）编绘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而且因为牵扯面比较广，它在研究思路方面有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所以如果能把问题3说明白，那就以管窥豹，事实上也是在回答问题2了。我因多年前的研究经历，恰好也积累了一些相关经验和心得，所以第三板块有关历史地图上疆域政区边界的内容，才是本篇答案的重点和主体。心急的朋友可以跳过前两板块，直接看最后。
闲话不多说，下面开始答题：
第一板块古人是怎样画地图的？很遗憾，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目前掌握的一些知识性内容，也都是当年在地学史课上听老师讲，或是课下从相关论著里读来的。在知乎上大段抄书没什么意思，这里就简单列几个比较对口的文献，大家按图索骥，共同学习提高吧。
就我所知，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一般都出在科技史或是地图学史的圈子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有《中国古代地理学史》（1984年科学出版社），其书第八章就专论测量与制图；而《中国测绘史》（测绘出版社2002年）的第一卷、第二卷，则详细记述了中国上古至民国时期的测绘技术以及测绘工具；至于王庸《中国地图史纲》（1958年三联书店）、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1984年测绘出版社）、喻沧、廖克《中国地图学史》（2010年测绘出版社）这几部地图学史的通识性著作，自然也都相应介绍了与古代地图测绘有关的内容。以上这些书，随便找两本看看，也就能了解个差不多了。至于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则是有关传统舆图绘制的新近研究成果之一，材料很丰富，据说在理论上也有突破和建树，只不过我还没有看完，题主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一读。
如果觉得这些专著都太长了，那我推荐读曹婉如的《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理论和方法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这是一篇专业的科学史论文，但也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地图测绘方法和使用工具，指出了中国古代地图已包含测绘地图的数学要素即比例尺（缩尺）、方向和距离，就是没有地图投影。因为是论文，所以篇幅不大，扣题也很紧，应该是符合题主要求的。
第二板块第一节：“历史地图”与“古（旧）地图”在正式开始讨论以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些概念。
按照比较官方的说法，所谓历史地图，指的是由“今人”依据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相关调查研究成果编制而成，旨在反映人类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状况及其演变的一种专题地图。
历史地图具有直观、形象、易于传播的优点，接受成本低，争议空间大。因此，除了日常科研、教学所用，它还经常被大众拿出来广泛讨论，俨然成了一门“显学”。但据我观察，至少在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存在这概念不明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混淆了“古地图”和“历史地图”，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学界约定俗成的观念中，“历史地图”和“古地图”（或称“舆图”）这两个名词都是有所特指。“历史地图”是一种专题地图，但从本质上说，它和我们常看到的各种史地论著一样，都是史地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名称上说，这里的“历史”两个字，描述的是地图表达的主题内容。但“古（旧）地图”不同，因为按照一般定义，只要是历史时期之内由“古人”以“古代”的地图语言绘制的地图，都能称为“古（旧）地图”，所以它实质上是一种文物或者史料，一个“古”字，强调的是地图的产生年代，而跟地图表达的主题无关。
在具体的应用场景当中，“古地图”会被用于历史研究，被当作编绘“历史地图”的史料依据，但“历史地图”绝不只是对“古地图”的简单描摹或改绘；反过来也一样，虽然很多时候“历史地图”都被用来表现古代历史的地理内容，但“历史地图”也绝不等于“古地图”。就像我们不会把《史记集解》等同于《史记》，不会把《汉书·武帝纪》等同于《制造汉武帝》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把“古地图”和“历史地图”混为一谈。在一些比较权威的辞书里，“历史地图”一般都会英译为historicalmap，而“古（旧）地图”则是ancientmap或是oldmap，这其中的区别，大家可以自行体会。
很多官方媒体也分不清“历史地图”和“古旧地图”两个概念不过还要额外提一句，虽说不能混淆，但“古地图”与“历史地图”并不是一对互斥的概念。毕竟中国自古就有编绘历史地图的传统，自西晋裴秀制成《禹贡地域图》以来，历代不断有历史地图（集）编制印行，如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首创“古墨今朱”之法）、北宋税安礼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地图集）、清代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以及杨守敬《水经注图》《历代舆地图》（被谭其骧评为“里程碑”）等等，这些由“古人”编绘的“历史地图（集）”，从生成年代来说，自然也都属于“古（旧）地图”。
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之《三国鼎峙图》，它既是一副“历史地图”，一副也是“古地图”当然，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上述那些“古（旧）地图”，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推出的各类以现代科学方法编绘的新式“历史地图（集）”。比如我们当今最常见、最常用同时也是争论最多的谭其骧八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下文简称为《谭图》），便是这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第二节：历史地图的编绘有学者说：“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的第二语言。”言下之意，就是它和各种论文论著一样，也是历史地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同一般的文字性论著相比，地图语言确实具有简洁、直观、形象的优点。各种图形符号组合在一起，即可生动地表现历史时期的地理面貌，所谓指掌之间，一目了然。但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有得必有失的，视觉上的“一目了然”，必然是以相关信息的缺略为代价的。因此，作为一种学术作品，历史地图只能告诉我们最后的结论，却无法表达成图背后完整的考订、论证和标绘过程。
这种只述其然而不述其所以然的“黑盒”状态，势必会引来大量的好奇和质疑。比如，甲图上的A点为什么在这里？乙图上的B线为什么在那里？丙图上的C政区为何圈得如此大？丁图上的D沙漠为何标得这般小？戊图上的E县为什么要属于F州？己图上的G水面到底是湖还是海？……以上各种相对具体的问题（Why）汇集到一起，又往往会凝聚成一句比较终极的拷问：历史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How）？
想要解决Why的问题（当然，只有高水平的历史地图才值得如此一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查看相应的“释文”或是“图说”。所谓“释文”，其实就是对地图中各项内容的交代和说明。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流程为例，史学工作者首先要按照统一规定，把图面上各类名目的史料出处、定位依据、处理办法、所作考证等各内容一一记录、编定、存档之后，制图工作者才会根据这一份成文材料去标绘、制作成图。所以从程序上讲，历史地图的制作都是先有“说”后有“图”的，“编”是“绘”的先导，而在编图过程中形成的这一整套文字资料，就是日后“释文”或者“图说”的雏形。
谭其骧先生曾经谈及历史地图释文的出版，称其有的重大的学术意义：
就像历史论著不交代书中的资料依据和逻辑推理就不能取信于人，不能称为严肃的科学著作一样，我们编绘这套历史地图是一项科学工作，不容许图中有任何交代不出根据来的内容。我不愿意有的读者看到几条与图中内容不一致的资料率尔断言我们画错了，更不愿意有些读者无条件地信从图中的全部内容。要避免这两种倾向，那就必须把图中的全部内容用文字予以说明，譬如，根据哪些资料？对于异说怎么做出判断？画到图上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如此等等，均应一一交代清楚。这才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科学著作应持的态度。因为有祖师爷这样一段话在，所以如今只要是以科学方法编绘的历史地图，它上面的每一个地理要素都该是确有依据而且是的经过严谨考证的，也肯定都留有相关的文字记录。理论上说，只要我们能拿到释文，那地图就不会存在什么交代不来的内容。但很可惜，与我国各类历史地图（集）层出不穷、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相比，地图释文的出版和公布工作，是相当滞后和缺位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在1987年八册公开本出全以后，即拟由各负责单位将其数百万字的释文按照地区分卷出版。但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公开出版的仅有《<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1988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一种，云南大学的《云南卷》则成为了永远的传说，好在2016年邓锐龄先生发表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西北边疆图幅地理考释》（《中国藏学》2016年S1期）一文，又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元时期西北边疆图幅地理考释》（2016年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谭图》西北地区释文的缺失。据说在十几年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就将其负责的中原王朝主体部分的释文纳入到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数据库当中。然而不幸的是，如今这个网站正在维护，长期打不开，而且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即便是在网站能用的年代，外部人士也是很难看到系统内部的释文的。目前公布出来的，可能只有张修桂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所写的一篇《明清时期福建省大陆地区县级政区释文》（《龚江集》第356~381页，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姑且认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的遗续吧。
至于《谭图》之后推出的其他历史地图（集），似乎都把这回事给忘了，基本上没有公布释文的，即便有些“图说”，也只是对相关历史的简单陈述，根本无法起到说明地图内容的作用。这种大范围有“图”无“说”的跛脚现实，才是各种Why问题产生的根源，按照谭先生的说法，这就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也不是科学著作应有的态度。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清代黑龙江图幅墨尔根副都统辖区释文好在，事情正在起变化……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出版之后，李孝聪先生就曾发文呼吁，希望出版社尽快将《图集》的释文汇编和参考文献刊印，以飨读者。而新近编绘的几部大型历史地图集，都已经开始重视释文和地图的同步表现问题，比如2015年蓝勇主编的《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2015年星球地图出版社）直接随图配发了20多万字的学术性释文，这既为地图上的内容补充了扎实的文献根据和研究成果，增强了图集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也为读者扩展信息或深入探索提供了确切的途径和线索。而即将出版的《清史地图集》拥有上千万字的《编稿表》，据说今后也将集中以《释文》的方式出版，以方便读者查证。所以说，前途还是光明的，多少可以期待一下。（P.S.去年新出版的《陕西省历史地图集》还有最近刚发布的《内蒙古历史沿革地图集》我还没见过，不知道有没有刊载释文，或者有配套计划）
Why问题都比较具体，针对的大多是某些特定历史地图（集）里的特定内容；而How问题则更具高度，也更接近“地图怎么画”的字面意思。它把历史地图（集）当做一个整体，探问的是普适性的“方法论”。
想要解答How的问题，除了自己去摸索尝试（这个有点难），阅读各类与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和实践的有关通论性著作，算是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这些专书、专论基本都会从基础理论开始，系统全面地介绍历史地图编绘的总体设计、任务内容、步骤流程、工作经验以及各类技术细节。
历史地图的研制和编绘，是我国历史地理学最富特色的领域，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禹贡》半月刊上，就有多名作者先后发表了两篇《历史地图制法的讨论》（第2卷第12期，第4卷第1期）。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地图出版社又从苏联引进过一本《编制历史地图的若干问题》（1958年地图出版社，作者卡拉瓦耶娃，译者王兆彬，蒋夏林）。该书篇幅不大，虽然有不少特殊年代的“革命话语”，但整体的内容还是很扎实专业的（目录见下图）。这是目前我见过的唯一一部专研历史地图编绘理论和方法的中文学术著作（后边说到的都是单篇论文，体量更小），但在以往的学术史回顾当中，却从未见人对这本书有所提及，感觉是不太正常的。毕竟1958年的时候，《中国历史地图集》才开工不久，还处于摸索试错的“杨图”时代，而从立项之初就承担《图集》绘图、印制任务的地图出版社（最早叫新华地图社，即今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前身）在这个时候引进、出版了一本与历史地图编制有关理论著作，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两个事情之间很可能存在什么联系。只不过，也许因为1958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相关当事人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风险，就将这本刚出版不久的苏联译作雪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堙没无闻。可如今政治上的风险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在回顾学术史时，理应对这本六十多年前的译作进行重新评估。
解放初到改革开放前，算是我国历史地图编制的起步时期，在地图的编制理论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探索。黄盛璋先生《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初探》（《历史地理论集》第562~586页，1982年人民出版社），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该文最早发表于《地理集刊》1963年第7号，因其成文年代早，讲的也都是最基础的内容，具有发凡举例的特殊意义，后面讲到政区边界的时候，还会再次提到它。
改开后的四十年，各类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一直很繁荣。《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本出版后不久，《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也编成出版了。当时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等人在全面总结的基础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都市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地探讨。此后《上海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广西省历史地图集》等大型区域性历史地图集编成出版，相关编绘人员也都陆续发表了一些以编制理论、制作方法为主题的总结性文章，因涉及到的篇目太多，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我国首部断代历史地图集《清史地图集》的科研成果之一，华林甫、赵旭腾撰写的《且为两浙分畛域——<宣统三年浙江省图>之编绘》（收入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澹澹清川：戴逸先生九秩华诞纪念文集》）一文，全面介绍了《清史地图集》浙江省图的编绘过程，还用十多个具体案例，生动展示了历史地图上聚落、山峰、河流湖泊、政区边界等四类地物的考证和标绘方法。眼下《清史地图集》即将出版，而这一论文作为最为新出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大量的一线信息和实操经验，让我们得以一窥历史地图编绘工作的内部究竟。
除了上述专业论文，地图编绘者在事后复盘、回忆性质的文献，对我们弄清How的问题也很有帮助。《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成就和影响最大，参与人员很多，所以这方面的资料也是最多的。除了主编谭先生留下了的一些文章，《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做过一个纪念《中国历史地图集》开编五十周年的专题，邀请当年参与过绘图的诸位先生，写就了一系列回忆文字，后来《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所收的多篇与《图集》有关的追忆文章，性质也都类似。此外，2010年邹逸麟先生曾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做过一篇名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始末及其学术意义》的演讲，主要回忆他追随谭其骧院士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历程，后经整理成文，收录于《清代地理志书研究》（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内容更为详尽，史料价值也很高。
只不过从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是相当缺乏的。目前已有的成果，大多还是就图论图的工作流程介绍、经验总结或是经历回忆，以单篇的文章居多，缺少高屋建瓴的大体量、贯通性著作，对已有的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这与历史地图编绘的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板块疆域政区边界是历史地图上的一种专门内容，其考订和标绘的难度比较大，历来引发的讨论和争议也很多。我在读书期间参与导师主持的相关科研项目，学位论文也是研究的古代政区边界，算是积累了一点心得。所以，这个第三板块才是本篇答案的重点。
因为都是自己的东西，总会有敝帚自珍的心理，难免拉拉杂杂写得比较啰嗦。为了明晰条理，下面还是会分为三个章节阐述：
第一节算是绪论，主要是借史料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和事实，帮助大家对这一板块的主角——历史地图上的疆域政区边界——建立起一个更为清晰地认识；
第二节是方法论，我会先就“历史政区的边界复原研究”（后文一律简称“边界复原”）做一个极简要的学术史回顾，然后重点介绍两种用于“边界复原”的基本工作方法，此外还会附带说一下小地名的今地考证；
第三节为案例展示，我将以清宣统三年的山西省芮城县为例，详细介绍在实际操作当中，我们是怎样在中等或大比例尺地图上相对精确地考订、复原一个县级政区边界的。
另外声明一下，大型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涉及到多个学科的交叉综合，是一项及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本篇答案只能局限于上游历史地理学一侧的内容，也就是材料搜集，考订论证，撰写释文，标绘草图这一类的工作，至于下游的地图编辑、版式设计、地名排版、编辑审校等与制图、出版和发行有关的环节，则无力涉及。
第一节绪论“边界”这个词一般指“国界”，即政治界，但它也常被借用到政区地理及行政区划史的研究中，用以指代两个政区之间的界线，也就是行政界。
虽然各种政治学、地理学、地图学著作都会专辟篇幅论述“边界”的内涵，但在历史地图上，不论是“诸侯分界线”、“政权部族界”、“国界”等与疆域有关的政治界，还是“州界”、“郡界”、“府界”、“省界”、“县界”等与政区有关的行政界，他们作为境界类的线状地物，其研究思路和工作方法都是类似的，所以我们这里也不必细分概念，统称为“边界”可以了。
在正式答题之前我就说过，“边界复原”一直都是历史地图（集）编绘的重点和难点。毕竟，边界是构成政区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周振鹤语），而疆域政区图则是历史地图中最基本的图幅（黄盛璋语）没有之一。“基本”往往就意味着“重要”，因此有关“重点”的问题，这里不用做过多解释，下面主要是谈谈它“难”在哪里。
傅斯年先生说：“史学即史料学。”我国行政区划制度的发端和成形都很早，留下的文献也堪称丰富，但“边界复原”工作最为核心和重大的困难，恰恰就是文献不足征。这个困难，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以记录形式和时代断限而言，文字史料的匮乏，在于真正能大范围、长时段覆盖的系统性材料成型太晚，内容上也嫌粗疏，而元代以前的记录多缺略而不成体系；古旧地图的问题，则是早期材料均告失传，无从利用，而明清以后又有大量的存世舆图被有关单位藏于秘府宣室，常人难以企及。
大家在历史地图上看到的各种边界，无论什么时代，基本都会表达为一条几何形状的均匀线条。这种线条只是示意性质的地图语言符号，在现实层面，政区边界的状态远要比地图显示出的情况复杂。只是很可惜，越是形态复杂的政区边界，在史籍当中就越是缺少详细的文字记录。
我们首先要知道，从战国秦汉到晚清民国，历史上有关政区边界的概念，都是越到后来才越明晰的。早期生产力水平低，只有在开发比较深入的地区，各级政区之间才会有相对明确的边界。比如《水经·渭水注》：“（渭）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冯翊主之。”正是因为关中地区人口稠密、文化发达，所以京兆、冯翊两个统县政区才会拥有比较明确的边界，并且能够被人记录了下来。但如果是在开发程度很低的地方，那许多政区都是只有一个大致范围，不会有明确的边界。比如西汉南海郡东部的揭阳县，其周边几个邻县当中，最远的冶县在今福州市一带，相隔上千里，稍近的博罗、南野等县，距离也超过五百里，哪怕是最近的龙川，其直线距离也在三百里以上，这已极大超过了汉代“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的有效管辖范围。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论，除了交通线上可能会存在一些边界标志物以外，该县与邻县之间的绝大部分区域只能是一个宽广且模糊的“中间地带”，而不会存在一条明晰的边界。这种情况记无可记，自然不会有什么没有文字史料。
西汉南海郡揭阳县距离邻县都相当辽远，不可能存在明确边界中国的行政区划制度是很早熟的，也正是因为早熟，我们的政区边界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从宽幅界限到精细界线，从习惯线、争议线最后达成法定线的演变过程。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人口基数小，生产力低下，大小居民点之间多是未曾开发的无主荒地，相邻政区之间的边界也都很粗略，只会呈现出一个模糊的宽幅界限，而不是一条明确的界线。就像上文西汉揭阳县那种例子，在很长一个时段内，边界并不会成为当地民众和政府关心的问题，也不需要太过精细的管理，自然不会有人特意去记录。
人们对政区边界的“精细化”需求，多是随着对土地或其他资源占有的需要而产生的。只有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开发，产业拓殖，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政区间模糊的界限才会逐渐由宽变窄，最终收束成几何形状的线。而按照性质不同，精细化的行政区域界限可以分为习惯线、争议线、法定线三种类型。
“习惯线”是自然形成的，毗邻双方按照传统习惯，共同承认并遵守的行政区域界线。“争议线”则是毗邻双方在边境地带因争夺各种自然经济资源而产生的带有权属争议的行政区域界线。争议线一般是由习惯线演化而来的，是对“习惯”的反动。边界之争往往意味着尖锐的社会矛盾，相关各级政府（古代的官府）为了平息事端，大多会按照当时的行政程序进行勘界，而这种由国家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关正式划定的政区边界，就是“法定线”。
当然，上述由界限到界线、由习惯线到法定线的演化发展过程，它在时空上的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在东部以及西部的平原河谷地带，自古人口稠密，开发得比较充分，所以政区边界的“精细化”也开始得比较早，大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习惯线；而在西部以及东部一些较大的山脉、河湖周边，由于位置偏远，地形阻隔，所以开发程度一直很低，哪怕是到了晚清、民国乃至21世纪，当地依然地广人稀，不少边界仍旧停留在模糊的界限状态，而后来一旦有人涌入，开始产业拓殖，这些粗略的边界又往往会快速跳过习惯线的阶段，直接爆发出各种争议问题。
我国历史上各级政区的边界，基本上就是由不同类型的界限和界线（习惯线、争议线、法定线）相互嵌错、连接而成的复合形态。以下图A县为例，它与E县习惯上以F山为界，但广大山地尚未开发，人迹罕至，只在山中某些交通节点周边拥有一小段较为明确的边界线（例如以K关为界），剩下的区域依然只是一个模糊的宽幅界限。A县与B县之间是历史相沿而成边界，长久以来相安无事，属于未经过官方勘定的“习惯线”。A县与C县传统上以H河以及G湖为界，但G湖水域宽广，只能算是一个宽幅的界限，而非界线；假设近几十年人口滋生，产业开拓，两县湖民因争夺渔业资源而频繁械斗，聚讼不已，而为了维护地方治安，上级州府以及省府只得指派官员为A、C两县正式勘界，在经历了签订文书、摹绘地图、树立界标、焚香立誓等一系列正规手续之后，才算在湖上划出了一段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定线”；A县与D县习惯上以H河为界，但不久前河水改道，原属A县的L滩从河东跑到了河西，D县方面有意吞并，仍主张以河为界，A县不愿放手，两县围绕L滩的归属产生纠纷，那么在官方正式划界以前，这一局部的县界就是“争议线”。
当然，上图A县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有意构造出来的夸张示例。在现实层面，一个县级政区的边界不会有这么多花样，而且在2002年6月全面勘界完成以前，我国历史上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政区勘测划界，所以从数量上来说，习惯线才是绝大多数，法定线和争议线比例都不会很大。依浦善新《中国行政区划概论》（1995年知识出版社）统计，即便是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52000多公里的省级政区边界当中，法定线仅占5%，争议线占18%，习惯线则有77%。何况，边界争议历来都是随着人口增长、区域开发而逐渐变多的，新中国成立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翻了一番还多，因此可以推想，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时期，各级政区边界当中习惯线的数字只会更加大，而争议线、法定线的的比重则更会小。
这一悬殊的比例，对“边界复原”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习惯线不存在争议，但也没有官方背书，他们大多只存在于当地居民的口头和脑海之中，充其量会有一些民间认定的边界依附物，当时就很难形成完整而详细的文字记录，更不要说载入史籍并且流传于后世了。所以可悲的事实就是：数量上占比最高的习惯线，在文献当中反而是大范围缺载的。
相比之下，因为有各级政府以及地方知识分子的深度参与，所以在争议线、法定线的形成和转换过程中，反而产生了大量的文字资料，甚至还会有界碑、界桩等实物遗存。只不过，历史上争界、划界的事件毕竟还是少数，影响范围很小，而且多集中在明清以后，跟我国两千多年的行政区划史、上万个地方行政单位，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相比，这部分材料就显得太过细碎和零星了，能起到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
像前文例举的《水经·渭水注》以及各类争界、划界材料，虽然很宝贵，却也是东鳞西爪，不成体系的，无论再怎么充分利用，也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局部问题。如果我们想要在较大范围内考订、复原古代政区边界，那就必须要有一份在长时段内全面记录各级政区边界信息的大宗文字史料，才能够满足需求。眼下来看，只有元代以后各类地志书中对政区“四至”、“八到”的记载，算是勉强符合这个标准。
如今一提“四至”“八到”，基本都要从唐代的《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北宋《太平寰宇记》说起，但真正懂行的人都明白，这早期三部地志中所记的“四至”、“八到”，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从各府州治所到临近州府治所的道路里程，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是到政区治所到边界的距离。既然边界要素在整体上是缺位的，那么这些材料对“边界复原”的价值也就不是很大。
在目前可见的材料中，第一个将政区边界的要素系统性地纳入“四至”“八到”记载的，其实是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该书用“地里”一门表示“四至八到”，而各府州在八个方向里距，都是由府州治所到边界，再由边界至临近州府治所两部分数据组成的，例如：泽州”东至本州界二百里，自界首至卫州一百六十里。”所谓“界首”，即边界的前沿，两州交界之处。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在理想情况下，只要我们能详考当时的交通路线，再依这八个方向的里距找出八个“界首”的位置，那么一个统县政区的境界轮廓也就大致框定出来了（原理见下图）。但很可惜，同样因为史料的不足，我们不可能完全弄清北宋各个府州军监之间的具体交通路线，没有交通线作前提，“界首”的位置也就无处可定。所以，这一份资料数据，依然是难以利用的。
以我个人的观察，想要拿到真正可用的数据，那基本要等到元代以后了。元人修《大元大一统志》，曾两次颁布修志凡例，明确规定各地报送的材料要写清政区治所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边界某处的里距，例如《大元大一统志》大宁路“道里”一门，就会明确地写：“（大宁县）东至金源县界岔道站九十里，西至兴州界鸡岭一百五十里，南至和众县界车家岭五十里，北至高州界细河一百五十里。”相比于以前单纯地叙述里距、界首，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因为“岔道站”、“鸡岭”、“车家岭”、“细河”都是具体的地名，而考证几个古地名，总是比考证几条完整交通线要容易得多。所以，只要我们能在今地图上标出这些古地名的位置，那么元代大宁县的境界轮廓也就能大致框定出来了。
虽然《大元大一统志》如今仅剩残卷，但好在元代以后，这种详列政区境域，将边界相关的具体地名带入“四至八到”记载的方式，逐渐发展成为各类地志书的固定体例。元明清三代共留下八千多种总志、地方志，这才为我们“边界复原”提供了一套大致可用的系统材料。但它还是有缺憾的，首先是时代太晚，元以前的政区边界仍然缺少直接史料，难以确切定点；再一个就是内容太过简陋粗疏，即便是考证明清的政区，只靠“四至八到”提供的寥寥几个点，也只能得出一个大概形状，很难真正复原出边界上的那些灵活而微妙的曲折。
就像杜预说的那样：“非书无以志古，非图无以志形。”想用文字记述各类呈不规则几何形状的政区边界，确实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古人多是用文字来记述政区的建制沿革，而将边界有关的信息放在相关地图当中。比如《里耶秦简》里有一断简，规定卒史将郡县舆图交予“御史”校雠合并，若校审不合格，自郡守以下就会受到处罚，而简文开头还有“其旁郡縣與椄（接）界者毋下二縣”一句，疑即与郡县划界有关，而西汉更是发生过依据“郡图”调整被错划的县一级边界的例子，可见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用于行政区域管理的政区地图了。但就像你可以手抄一本小说，却很难手抄一本漫画一样，在造纸术与印刷术出现以前，图画性质的地图更难以大量复制，所以五代以前的绝大部分地图都因为年代久远而亡佚（最有名的就是《元和郡县图志》的“图”），如今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发现的古地图，去想象那些记录了政区边界的古地图风貌了。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手绘《地形图》，谭其骧先生依此图考证了汉初长沙国的南界马王堆汉墓《地形图》复原图之释文宋代以后，传世的古地图渐渐多了起来。因为印刷术的推广，在手绘、石刻地图以外，还出现了不少刻本地图，而且越到后来刻本地图的数量越多。现存的宋代方志中很多都附有地图，在一些府境、县境图上，还绘出了明显且具体的边界要素，是珍贵的边界史料。但这些地图不可能覆盖太大的地理范围，无论再这么充分利用，解决的也只是一时一地的局部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表现全国范围的“总图”，但因为制图技术以及图幅大小的限制，图上所绘的政区边界大多过于简略，也难以作为“边界复原”的直接依据，比如前边提到的税安礼《历代地理指掌图》当中，就有一幅号称根据《元丰九域志》所绘的《圣朝元丰九域图》，图上大致画出了某些高层政区的边界，却只是一些示意性性极强的线条，难以作为今天考订宋代政区边界的依据。
南宋《宝庆四明志》之《昌国县境图》，图中有多处与县界相关的信息《圣朝元丰九域图》所绘高层政区的边界太过简略，难以作为今人考订的依据同前文“四至八到”的结论类似，想要把古地图当作一种大宗的原始资料，进而全面地考订、复原我国历史上各级政区边界状况，那至少得等到元、明以后，甚至可能只有清代才比较切实可行。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秦汉至五代七百多年，基本没有一幅古地图流传下来，宋元时期的传世地图多了一些，但真正能用于“边界复原”的地图依然很少，明代有了一些可用之图，而清代因为距离最近，留下的古地图最多，地域上的覆盖面也最广（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宫舆图就有近8000件，清代舆图之丰富可想而知）。同时因为西方先进测绘技术的传入，很多地图的准确度和详细程度也有了一个巨大飞跃，这对于“边界复原”是极有助益的。比如藏于日本京都大学的《光绪二十八年测绘安平县境地舆全图》，就是清末仿照“外洋画式”制成的一幅实测地图，图上不仅明确标出了县界和县内交通线，还附有详细的图说，图例规范，各类地名信息也很丰富，可以说为政区边界的复原研究提供相当详细的信息，是一份绝佳的史料——清代古旧地图的利用价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目前清代最具代表性的地图和地图集多已公开出版，也有不少藏图机构将古地图数字化后公布于网络，大大方便了学术研究。但这同总量巨大的清代舆图相比，仍旧是杯水车薪，目前仍有极多的清代舆图深藏于有关单位的暗室之内，基本没有公布或是影印出版的计划，而且由于各方面的阻力和限制，其查询、查阅的过程也极其不便。本人就有过就在某些不准复制、不准拍照的藏图机构当中“抄地图”的经历（没错，就是照着地图画，画得不像也只能画），其中的苦闷，难以用言语形容。眼下不少中国学者热衷于前往欧美、日本的图书馆、档案馆搜访流散的明清古地图，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动因，那就是国内庋藏的舆图利用不便，反而不如海外的资料容易获取。
写到这里，感觉可以小结一下了：
大家在中学地理课上就学过，地图的精度取决于比例尺。在同样的图幅上，比例尺越大，地图所表示的范围越小，图内表示的内容越详细，精度越高；比例尺越小，地图上所表示的范围越大，反映的内容越简略，精确度越低。
但我们都该知道，历史地图上的历史内容，并不是计量实测的结果，他们是地图作者根据史料考证、定位，并最终标绘到底图上去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有一分史料才能说一分话，如果史料翔实，可上图的内容多，定位信息准确，为了言无遗意，那尽可以采取较大的比例尺，以求画出精度较高的地图；但如果史料很匮乏，可上图的内容少，定位信息也比较模糊的话，那我们就只能采取较小的比例尺了，不仅是为了节省图幅，更重要的是可以折中误差，避免制造错误。
就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元以前的史料不足，所以我们在复原政区边界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确切可考的界点以供连线，只能更多地依靠“历史比较法”或是“县目法”，从后代向前代层层逆推，才能在较小的比例尺上得到一个大致准确的边界（比例尺大于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称为大比例尺地图；比例尺介于十万分之一至一百万分之一之间的地图，称为中比例尺地图；比例尺小于百万分之一的地图，称为小比例尺地图。具体的复原方法请见下一章节）。像《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到第六册那样，能够在小比例尺的分幅图上全面画出各统县政区的边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没有继续画出县级政区的边界，那是因为缺少史料支撑，根本画不出来。此后的《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上海历史地图集》等等虽然把比例尺扩大了不少，但终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史料，也就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突破，元以前的政区边界依旧只能画到州、郡、府为止，无法进一步深入。
《西安历史地图集》中六十万分之一的《北宋时期图》，依旧止步于统县政区边界（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比如《山西省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就有一支神来之笔，能够在二百万分之一的底图上清晰地绘出今山西境内两汉、隋唐五代以及宋金时期的县级政区边界。这鬼斧神工一般的操作，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日常认知范围，只能说匪夷所思，叹为观止。）
《山西省历史地图集》政区图组西汉图幅（下半部分）清晰地绘出了县界元、明以后的史料爆炸性增长，各种地志书以及古旧地图当中保存了大量与政区边界相关的地理信息，细节相对丰富，时空分布也较均匀，这就为我们展开更高精度的“边界复原”提供了可能。虽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最后两册依然只画出了元、明、清三代的统县政区边界，但这并不是史料不允许，而是出于篇幅、工期的限制。在差不多的史料条件下，1988年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就在六十万分之一的中比例尺地图上成功绘出了元以后各县级政区的边界，虽然只是局部的尝试，却极富开拓意义，此后的很多区域性历史地图集都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了下去（当然也有跑偏的）。以现有的成果来说，想要恢复出县级政区的边界，宋、元以及明代早期的难度还比较大，只能在资料条件较好的地区试一下，而到了明中晚期以后，基本上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当然，太过偏远的边疆地区因为缺少史料，可能要等到民国才行。因此，即将出版的《清史地图集》才会放眼全国，计划在各省分幅图中复原出全国县级政区的边界线（青海、西藏部分地区除外），这显然是在对标《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如果最终能实现，那必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和贡献。
《北京历史地图集》在六十万分之一的底图上画出了元大都周边的诸多县界其实不光是县级政区的边界，如果资料条件足够好，我们甚至可以在大比例尺地图上完整复原出县辖政区的边界。像清代的巡检司、县丞、通判、同知等佐贰官的分防区域，或是乡、里、都、图等基层社会组织，他们既然会被视为县下的行政区，那自然也是拥有边界以划分辖境的。只不过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展现尺度也有些过于微观了，感兴趣的人恐怕不多，所以我们这里仍是讨论到县级政区的边界复原为止，县以下政区不再涉及（其实研究方法是差不多的）。
清同治《吴县“图”图》第一册《一都四“图”图》，“图”作为一种县辖政区，自然也有其边界复旦大学满志敏教授根据《吴县图图》复原出了同治年间吴县辖政区边界第二节方法论中国自古就重视舆地之学，但有关历史政区边界的复原研究，却开始得比较晚：
1940年，谭其骧先生发表的《清代东三省疆理志》（1987年版《长水集》第166至190页，原载《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一文，依据相关史料，详细考订了清代吉林、黑龙江两省具体的省界走向，对两省所辖府、厅、州、县等政区范围进行了梳理复原，两省之政区边界走向由此得到了明确。到了1944年，谭其骧先生又发表了《秦郡界址考》（《长水集》第13至第21页，原载《真理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一文，该文根据《史记》、《汉书》等相关文献考校杨守敬《嬴秦郡县图》，最终大体厘定了秦内史、汉中、蜀郡等二十余郡的界址范围。《清代东三省疆理志》属于对某一特定区域在特定断代的政区边界的研究，《秦郡界址考》就是属于对某断代全国政区的通盘式复原，两篇论文皆是发凡举例之作，既为后人树立了经典的研究范式，也为日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黄盛璋先生在《清代四川西北省界及其引起的黄河流经四川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一文当中，详细考定了清代四川的西北部省界，不仅解决了黄河是否流经四川这一历史问题，还指出了清代舆图及民国、新中国等所绘清代四川省界的错误。而最可贵的是，该文展示出了一整套“边界复原”的工作方法，即先通过历史文献确定边界之大体走势，而后依据“边界点”考订今地，由点及线，最终复原出整条边界。而在1961年的《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初探》当中，黄先生又在前文的基础上，正式总结出三种恢复历史政区边界的科学方法：
（1）依文献记载的四至八到算出里距绘定界线，自唐代起各府州的辖境四至八到多半有些记载，唐代的《通典》及《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书各州之下都附有此项记载，明清方志中记载更多，根据这些记载，按当时的度量衡制计算，四至八到自能恢复；
（2）由后一朝代的疆界出发，根据疆域沿革情况推溯前一朝代的疆界线，例如清代的府州疆界线全图仍在，可由清代上推明代，明疆域政区界线恢复后即可推元，依此可以类推；
（3）依自然形势，区与区之间如有山脉、河流、分水岭等自然形势可作为分界之用的应尽量采用。该文问世得比较早，而当时黄先生还没有开始编绘《中国矿冶历史地图集》，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比如第一条唐宋地志当中的“四至八到”问题，我在前文已经有过很多议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而第三条“依自然形势”的说法，其实也多少有点“为画而画”的嫌疑。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史料依据的情况下，仅凭“山川形便”的经验来画界，就算强行画出来，那也很可能是在制造错误，科学性是无从保证的。
但无论怎么说，这两篇文章的开拓之功都是不容抹杀。他们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直接展示出了“定点连线”和“溯源逆推”这两种最为基本的工作思路，为后来的“边界复原”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定点连线所谓“定点连线”的复原方法，完全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疆域政区边界是地图上的一种线状要素，而学过平面几何的人都知道，线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我们可能不知道某个政区边界的具体走向，但只要能在史料中找到足够多的与这条边界有关的点（下文简称为“界址点”），尽量考证出今地，将其逐个标定在底图上，最后再按一定顺序把他们串连起来，这个政区的边界轮廓也就自然呈现了——这和“连点画”的原理是一样的，幼教童书里有很多，大家小时候应该都玩过。
小时候都玩过请把白菜叶子的轮廓想象为一个政区的边界“定点连线”的首要工作，是从史料中搜集到的界址点（也包括部分线段）。这些点以性质而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史有明载的边界依附物，比如人造的界碑、界桩、壕沟、栅栏、关隘、浮标、运河等，或是自然存在的界山、界河、分水岭、泉眼、沟谷等，再就是在行政上带有两属性质的街道、津梁、井渠、村镇聚落等；第二种界址点以居民地居多，大多是位于边界线附近的各种村镇聚落、乡土地名——边界依附物并不等于边界本身，政区边界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在现实当中，我们却难以看到一条真正的“线”，只能通过其附近“界址点”的行政归属，来推定“界”的位置。
以下图为例，假如史料明言A县与C、E两县分别以山、河为界，那我们在做这两段“边界复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界线画在边界依附物上，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假如A县与B、D、F三县之间，除了少数几个界桩或是两属性质的关隘和聚落以外（图中半红半灰、半红半绿、半红半橙的几个点），缺少大规模的自然边界，那我们就只能尽可能多地搜集界址点，逐个考订其今地，再依其归属标定在今地图上：红色的是属于A县的界址点，灰色的是属于B县的界址点，绿色的是属于D县的界址点，橙色的是属于F县的界址点。最后再从不同归属的界址点之间勾勒出一条曲线，互相连在一起，A县的整体边界才会大致呈现。
“定点连线”原理示意图既然是“定点连线”，那么能确定的点越多，画出来的边界线也就越细致准确。但就像我在第一节史料问题里所说的那样，单纯文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界址点是很有限的，想要尽可能多地搜集点，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古旧地图。有些古地图都会直接画出地形和政区边界，这对我们们从整体上把握边政区界的走向很有帮助；另有一些地图虽然没有明确地画出一条“线”，但图上保留的各类与界址点相关的位置、距离、相邻关系信息等，依然比文字记录丰富、直观得多。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古旧地图就做不了“定点连线”了。比如，我们可以找一本古代的县志，在不参考任何古旧地图的情况下，先把志书记载的所有境内地名都提取出来，然后尽可能地考订出今地（因为你无法分辨哪些是有用的界址点，哪些有不是）。最后当这几十上百个地名被一一标注在今地图上的时候，该县四周的边界也就大致呈现出来了。这种方法太过粗暴费力，也不够精确，如非必要，实不可取。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从反面说明一下古地图的史料价值。
前辈史家主张对史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利用，为了画出高精准度的历史地图，我们也确实应当最大限度地扩充可信界址点的数量。但“制图综合”毕竟是客观存在的，那些在大比例尺地图上可以充分显示的细节，一旦换到稍小的比例尺，也许就表现不出来了（参见下面闻喜县的例子）。虽说是点越多，线越准，但为了少做无用功，我们还是要优先选择那些关键的拐点、节点来掌握，至于最终要找多少个点，找到什么程度，还是要视选题、图幅、史料条件以及工作周期来定，以求合理地分配精力和时间。
七万分之一的闻喜县界富有细节（2012年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制，非原大小）二百二十万分之一的闻喜县界相当粗略（2009年星球出版社《山西省地图集·山西政区》截图）事实上，从史料中搜集、整理界址点的工作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是个花时间的力气活。具体的操作步骤，我还会在下一章节芮城县的例子中做进一步展示，这里就不多说了。其实以整个流程来说，“定点连线”真正的难处在于“定点”，也就是为各种古地物确定今地。
“今地”即古地物在今天所处的空间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地考证是整个历史地图编绘程序中最为核心和复杂的任务，因为它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只有掌握了这部分信息，地图编绘者才能明确地知道，计划上图的历史内容应该标绘在底图（也就是今地图）的哪个位置上。举个例子，我们首先要确定东周晋邑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的古城营村一带，接下才能把这个聚落符号和地名注记标在地图相应的位置上。
古人缺乏经纬度之类的现代地理知识，他们想要比较详细地记录地理坐标，只能依靠方向、里距、地名以及大小地名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假如我们想要在今地图（也就是历史地图的底图）上复原出古代地物的地理坐标，那就需要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去考证古今地名。
地名考证是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功，也是拥有一定难度的工作。像晋阳、邺城这样史上知名的通都大邑，可能还相对容易，但像赤壁古战场、《清明》杏花村这种地名，往往就会因为史料不足而多说并出，进而聚讼千年，纷争不已。至于我们为“边界复原”而搜集到的各种界址点，那更是地方上一些没什么名气小山、小水、小村邑，他们一方面数量很多，另一方面又缺少详细的记载，想要确切考证出今地，难度还是挺大的。
小地名今地的考证，常用的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地名的历史继承性，古今对照，用今地名去定位古地名；再一个就是依靠历史遗迹或者考古发现，直接认证古地名的地望。下面结合几个例子，具体的讲解一下小地名的今地考订：
1、地名对照法
近年曾有地名工作者做过统计研究，自清乾隆以来，山东省某市所辖村庄名称发生过变化的只占总数的20%，剩下的大多数乡村小地名都保持了稳定，这就是“地名的历史继承性”。由于史料的限制，“定点连线”的复原方法多只能用于地志和古地图留存较为丰富的明、清以后。但也正是因为时代较为接近，所以自明代至今，县以下小地名的变化还不算很大，这就给我们“地名对照法”提供了可能。
在具体实施和操作过程中，这种方法可以说毫无技术含量可言。例如，清晚期黎城县北部县界附近有一个名为“小寨”村落（也就是界址点），依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藏晚清山西《黎城县地舆图》以及光绪《山西通志·府州厅县图上·黎城县》知其周边大致方位，该村向北越界即为辽州的桐峪村，往正南以及向东南方向则有上河、南陌、方相岭、白寺峧、东崖底、麻田（属辽州）等地名。为了考证今地，我们先利用今人编著的《黎城县地名录》、1987年《山西省行政区划与自然村标准地名手册（长治地区）》以及1995年八开本《山西省地图集·黎城县》（1:200000），在今黎城县境北部差不多的位置找到了一个同样名为“小寨”村落；再根据其周边地物进行复校，如该村东北越境即左权县的桐峪镇，正南、东南方向则有上河（后上河）、南陌、东崖底镇、方向、白寺峧、麻田镇（属左权县）等地名，相对位置关系与清代地图所绘状况十分接近，由此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今黎城县北部的小寨即清代小寨村，而且从小寨周边地名的归属也可看出，黎城县北段的边界从晚清至今似乎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当然，县以下的乡村地名用字不够训雅，再加上方言干扰，几百年历经沧桑，经常会出现同义替换、谐音替换、讹字替换的现象，诸如“猴子山”变成“猿山”（同义）、“户部岭”变成“湖北岭”（谐音）、“北疃村”变成了“北坦村”（讹字）之类的现象很多。针对这些发生了略微流变的地名，只要能搞清楚渊源，依然可以作为今地考证的依据。
举个例子，在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乾隆《沈丘县志》所附的《沈丘县舆河图》上，该县南部边界附近（地图方向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绘一名为“刘福集”聚落，并有注记：“距城十五里。”志书卷三《建置至·集店》则有：“刘虎集治南十五里。系双日集。”然而考诸今地图，沈丘县南未见有“刘福集”、“刘虎集”，却只有一个“留福镇”，刘、留同音，虎、福则为一音之转，很可能是用字发生了替换。但这只是猜测，尚不能完全坐实，想要下定结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按1993年《河南省志》第12卷《地名志》：“留福集：在沈丘县城南偏东33公里处。明末，刘虎主持将今村西0.5公里处的集市迁此，称刘虎集。后谐称留福集。留福镇人民政府驻此。”根据这一线索，我又查明嘉靖《沈丘县志》，该书卷一《地理类·集店》有：“刘虎集，在治南十五里。”另明志卷五《人物类·义民》还有：“刘虎，箴化里人。”顺治《沈丘县志》卷四《建置志·集店》略同。明、清时时沈丘县治在今老城镇，留福镇则在老城镇南约8公里左右，与旧志所载的里距大致接近，可知1993年省志《地名志》所言不虚，明清时沈丘县南的刘虎集即为今留福镇。而《沈丘县舆河图》上的“刘福集”同样是“距城十五里”，沿县界向东有卞楼、沈丘集两聚落地名，沿县界向西有唐村、刘庄店、鲖城三聚落名，我利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的“天地图”平台，在今留福镇周边找到了这些地名，其相对方位也能与《沈丘县舆河图》的位置大致照应（古画地图在东西方向上有一个几乎成90°的偏斜），由此即可确定，该图上“刘福集”即今沈丘县南之留福镇。
《沈丘县与舆河图》，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清乾隆《沈丘县志》附古地图“刘福集”东有卞楼、沈丘集两聚落地名，西有唐村、刘庄店、鲖城三聚落名将《沈丘县舆河图》“刘福集”东西两侧的聚落地名标记在“天地图”上，校验其相对位置以上就是“地名对照法”的两个应用实例。原理很简单，熟练的话速度很快，关键是要细心，考验的主要是对资料的搜集能力。以我多年前的经验来，大概要五十到一百个地名（界址点），才能把一个县级政区的边界恢复得比较准确，而这百十个界址点当中，大概有七八成都要靠“地名对照法”来确定今地，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作效率。
不过话说回来，地名虽然具有相当的历史继承性，但他们也和人一样，还是会经历新陈代谢、生老病死。所以说稳定只是相对的，而变化才是绝对的，近代以来社会变革激烈，政权更迭频繁，改开之后经济飞速发展，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地名的变化速率只会越来越快，留存下来的古地名只会越来越少。因此，“地名对照法”虽然好用，却也不可能包打全场，必要的时候也只能求助于其他门径。
2、文物认证法
有时候地名会变，但地上和地下的文物没有变。依靠依靠历史遗迹、考古发现来确定古地今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证方法，甚至比单纯的“地名对照法”还更可靠一些。
早期历史的资料少，想要确定古地名的今地，很多时候都要依靠考古发掘。比如陕西韩城梁带村、澄城刘家洼两周遗址的发掘，就直接刷新了我们对先秦芮国地望的传统认知；蒙古国后杭爱省和日门塔拉城址的发掘，也为《史记·匈奴列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记载的单于庭“龙城”提供了崭新的地理坐标；而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东马坊村遗址的发掘，更是可能直接推翻雍王章邯所都“废丘”在今陕西兴平的旧说……这方面的例子太多，就不一一缕举了，下面主要是谈谈，怎样利用文物认证乡村山野间的小地名。
和人文类的乡村聚落还不一样，我们在做“边界复原”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信息模糊的自然地物。比如某县边界上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山头、小溪流、小泉眼等，文献里只记了个大概方位，古地图也画得很含糊，因为自然环境或者地理观念的变化，地名消失或是更新之后，是很难定位的。如果只是一般的界址点，真找不到也就算了，但如果是一些关键节点或是拐点，那就必须想其他办法弄清楚。利用相关的人文类地物或是“文物认证”，就是一个不坏的方法。下面举个例子说明：
清代山西沁水县有一个叫“凤凰山”的地方，清末国史馆编纂的《皇朝地理志》以及《大清国史地理志》均有收录，俱作：“凤凰山在县东北二十里。”既然能进入国史馆的视野，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这还是一个比较重要地名。但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地名已经难以找到了，至少在本地编纂的各类地名工具书、大比例尺地图当中都未见著录。而志书所谓的“县东北二十里”，其实也只是一个相当概略的叙述，古人对方向的记录误差一向较大，不论是北偏东0.5度，还是北偏东89.5度，在他们眼里都可以叫作“东北”。以上两点也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无法直接根据地名和里距来确定清代“凤凰山”的今地。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据康熙《沁水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凤凰山，在县东北十五里，李司徒墓在其阳。”又同书卷八《祠祀志·陵墓》：“明大司徒李瀚墓在富店村东，嘉靖中谕葬。”晚出的嘉庆、光绪《沁水县志》略同。这两条线索提醒我们，就算找不到这座山，但只要能找到这个“李司徒墓”或是“富店村”，那基本上也就能够确定凤凰山的位置了。
“县东北二十里”只是一个相当概略的叙述光绪《沁水县志》卷首《县境图》正东方向绘有“凤凰山”，太过概略，无法确定其今地李瀚是沁水县石楼人，明成化十七年进士，弘治时历任吏部右、左侍郎，正德时为南京吏部尚书，所以才被称“大司徒”。于是又查《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以及1995年《晋城金石志》，果然在沁水县东北方向发现一个“李瀚墓”，其地在今沁水县东国华村河北庄，自明嘉靖至今未曾迁移。我又利用“天地图”查寻，从国华村河北庄到今沁水县城的驾车距离在7.5公里左右（清以来，沁水县未曾迁治），正好与“十五里”的数据相合。另外我查了1995年的《沁水县志》才知道，原来李瀚墓所在的国华村其实就是旧志中的“富店村”，改名是为了纪念一位叫作“刘国华”的抗日烈士。所有线索汇聚到一起，事实基本清楚了：今国华村河北庄以北的山地（“在其阳”），即是清代“凤凰山”之所在（下图红圈中的位置）。
《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所绘沁水县李瀚墓以上就是利用“文物认证法”定位地名的例子。一般来说，凡是遇到“凤凰山”这类找不到确切今志的小地名，我都会在旧志中再翻一翻，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历史遗迹。很多时候，这些小山小水的地名已经消失了，但相关的寺观、坛庙、井泉、堤堰、津梁、塔窟、陵墓之类文物古迹可能还在，这时候再借助文物分布图、文化旅游地图、金石碑刻汇编、文物调查报告、考古发掘报告之类资料查找其今地，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
3、其他方法上述的两种方法，基本上还是从文献到文献的案头工作。但在必要的时候，走出书斋的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随着GIS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借助专业软件将古旧地图与当代标准底图进行配准，进而观察政区边界的走向，为“边界复原”提供辅助和参考。
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比如侯仁之先生在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与西北沙漠历史地理时，都很注重运用实地考察。而此后在《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的编绘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更是注重野外考察的作用，前后出行五十余次，行程共计约五千多公里，也确实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2015年出版的《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在编绘过程中也是十分看中田野调查的作用，并且将其上升到了学理的层面进行探讨。
作为一种获取资料的方式，实地考察或是田野调查不仅有助于发现民间潜藏的碑刻、日记、契约、谱书等“文字资料”，同样也有助于结合实际存在的历史遗址、摩崖石刻、庙宇祠堂等“非文字资料”推进史地研究。其实如前文所说的“文物认证法”，本质上也是在利用前人的田野调查成果。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研究的区域过大，研究者受时间精力以及财力的限制，一般是没什么机会进行全方位实地考察的。像徐霞客这样有钱又有闲的驴友毕竟是少数，古代地书的著述，大多还是纯文献工作，比如《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就“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而《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也是“未尝泝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然”。就连谭其骧先生也都坦白承认，《中国历史地图集》当中绝大多数城邑都缺乏实际的“调查考察”，只得依据文献中“在某州县某方向若干里”进行定位，由此造成的错讹“肯定不在少数”。
地图配准
现代测绘技术传入以后，晚清、民国时期产生了大量以科学方法制作的新式地图。这部分地图虽然也属于“古旧地图”的范畴，但与传统舆图不同，他们都是基于某种坐标系统和投影方法制作而成的，可以拿来与现代地图进行“配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按照一定的运算方法，将这类古旧地图上的政区边界做一番变形处理，进而转换到现代地图的坐标系统里来。这样利于观察和研究，也就“边界复原”工作提供了最为直观的参考。
地图配准需要三方面的素材，一是作为配准目标的现代标准底图，二是作为被配准对象的古旧地图，三是作为配准控制点的标志物。前两个很好理解，“标志物”则是配准过程中用来联系标准底图和古旧地图的控制点，例如一些始终没有变动的山体、河道、城邑、建筑或者交通设施等等。配准的过程，就将古旧地图上标志物与标准底图上的标志物一一对应，建立链接，然后专业软件就可以计算出古旧地图转换到标准底图坐标系统中的结果。配准之后，古旧地图上所绘的政区边界就可以直接叠压在今地图上，其呈现出来的走向和形状，也就为我们的“边界复原”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据张一钦《近代历史地图中的天津城市发展过程研究》（天津大学2017年学位论文）图4-6改绘不过，配准之后的古旧地图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形变，其形变的方式和大小，又会因测绘方法、投影方式以及制图精度的不同而表现各异，所以它只能是一钟辅助，不能作为直接依据，更不能代替最终的绘图过程。而且严格来说，“地图配准”只是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技术手段，并不能算作“考证研究”，而我对技术也只是略懂一点皮毛，再多说就要露怯了，这里就点到为止吧。
二、溯源逆推自秦汉“郡县制”确立以来，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划虽然屡经变化，但仍不失为一个前后相续的有机整体。当一个地区拥有了行政区划建制以后，其后代政区的边界，大多都是从前代承袭、发展、演变而来的，会表现出相当的继承性（否则哪里来的习惯线？）——这就是“溯源逆推法”得以成立的历史基础。
宋代以来，萧山县西南部的边界变化不大，表现出了相当强的继承性（1987年《萧山县志》附图）“溯源逆推”有时也叫“倒推法”或“历史比较法”，简单说来，就是以现当代的政区边界为起点，依据目标政区的历史沿革情况，详考其建制、境域在时间序列上的继承与变化过程，以此逐年、逐代地向前追溯，一番加加减减，即可恢复出该政区在某一标准年代的行政边界。以上图萧山县为例，我们只需以今日萧山区的政区境界为基底，依次减去清代以来因河道迁移、围涂垦田、辖地划拨而新增的部分版图，自然也就得到该县在明代以前的政区边界了。
“逆推法”离不开对政区“沿革”的考证。从《汉书·地理志》到如今新修的各种地方志，我国的史地著作向来长于“沿革地理”的记录和考述，这是中国传统舆地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所谓“沿革”，就是沿袭原有机制而又不断革故鼎新的变迁历程，在“边界复原”这个特定领域里，“沿”即上文所说的政区边界稳定继承的部分，而“革”则是指历史时期以内各级行政区划的置、废、升、降、分、合、省、复、改、还、增、削等动作。建制的改动，辖境的划拨，都有可能给政区边界带来变化，我们只有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爬梳事件，再按年代顺序将其一一排列清楚，弄清不同时期基层区划（县以及县以下的乡、里、都、保，甚至村、镇、图、甲等）的变动情况，才能由今推古，相对完整、准确地复原出某一历史时期的政区边界。
以清代松江府的川沙厅为例，假如我们要用“溯源逆推”的方法复原该县级政区在嘉庆二十五年的边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江苏图幅的标准年代），具体该怎样做呢？
首先当然是依据嘉庆《松江府志》、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光绪《川沙厅志》、民国二十六年《川沙县志》、1990年《上海市川沙县志》、2004年《川沙县续志》、2005年《上海通志》等新、旧方志史料，梳理该政区自建置以来的历史沿革以及境域变化：
清嘉庆十年，两江总督陈大文奏准割上海县高昌乡滨海地和南汇县长人乡北部暨下沙场八、九团地，置川沙抚民厅。嘉庆十五年，川沙厅划界分管，隶属松江府，是为川沙设治之始，其境界至清末无大变化。咸丰八年，在厅境八团洋面新涨沙洲（即今横沙），属川沙厅。宣统三年九月七日，辛亥革命后，川沙改厅为县，置川沙县公署，仍属松江府，县境较清代无变化。民国元年，川沙县直隶江苏省，县境无变化。民国3年，设沪海道于上海，辖松（江）、太（仓）、海门等十二县，川沙县为其一，县境无变化。民国15年废除沪海道，复隶江苏省，县境无变化。民国34年2月，领导的游击部队组建川沙抗日民主政府，隶属淞沪地区行政公署。同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战前建制，县政府隶于江苏省第三专区，县境无变化。1949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县城，即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川沙军管办事处。同月21日成立川沙县人民政府，属苏南行政区松江专员公署，县境无变化。1950年6月苏南行政区松江专员公署析南汇南汇县北蔡区的北蔡、新民、御桥、新陈、杨桥、新桥、新立、张江、三桥、勤农、马浜、殷浜、新东、吕浜等14个乡及横沔区的高桥、龄楼、储店、三房、赵行、横东等6个乡，祝桥区的新营、川东、江镇、双亭、烟墩、望楼、施湾、邓镇、滨海等9个乡，共29个乡划归川沙县，时川沙境域向西向南扩展161.89平方公里。1955年8月17日，县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改川沙县人民政府为川沙县人民委员会，属江苏省松江专员公署，县境无变化。1958年4月8日,松江专员公署撤销，改属苏州专员公署，县境无变化。195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川沙县横沙乡划归宝山县，划出面积58.67平方公里。1958年11月14日，江苏省人民委员会通知，将川沙、南汇、青浦、松江、奉贤、金山、崇明等七县划归上海市，县境无变化。1961年2月10日，撤销浦东县建置，其农村地区金桥、张桥、东沟、高南、高东、高桥、凌桥、严桥、杨思、洋泾等10个人民公社划入川沙县，县境向西向北扩展144.58平方公里。1982年8月，川沙县划出杨思公社土地3.49平方公里归上海市南市区。1984年，川沙县划出洋泾、严桥、六里、张桥等乡镇的部分区域划归上海市杨浦、黄浦和南市三个区，划出面积19.35平方公里。1988年12月，川沙县将杨思镇整建制划归南市区，杨思乡部分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同时划出。1992年10月，国务院同意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撤销川沙县。在弄清川沙县（厅）的建置沿革以及境域变化过程之后，我们拿出一幅当代的川沙县地图（如1990年《上海市川沙县志》卷首所附《川沙县行政区划图》），以最基层的乡村为单位，由今及古的逆序推溯，把后来划入的新地刨出去，把之前划出的旧土加回来，就像做拼图游戏一样，几番添减，即可大致恢复出清嘉庆二十五年川沙厅的境界。（逆推过程，可参见《川沙县境变迁图》）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江苏图幅的“川沙厅”未曾画出境界1990年《上海市川沙县》卷首《川沙县行政区划图》1990年《上海市川沙县》卷首《川沙县境变迁图》以上只是一个清代县级政区的示例。理论上，我们只要把空间范围进一步拉大，把时代标尺进一步延长，那么清以前各级政区的边界，都是可以照此方法复原出来的。又因为缺少直接史料（前文“史料”的部分已经说过很多了），在实际操作层面，历史地理学者也确实一直在用“逆推”的方法考订历代中、高层政区的边界。
就全国尺度来言，县级政区是最基本的行政区划单位，中、高层政区边界的变动，多是通过其辖下县的调整而实现的（当然也存在例外）。对一个统县政区来说，我们只要能在某一标准年代之下，弄清其辖内各县级政区的名目和地望，再依照历史沿革，推算出这些县大致相当于今天哪些县，那么它的界址范围也就大致框定了。在这个时候，“县”和上所举文川沙县的村庄、乡镇一样，都是进行“拼图游戏”的最基本“颗粒”，因此“逆推法”有时也会被称为“县目法”。高层政区的“边界复原”，更是以“县目法”居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溯源逆推”就是带有时间维度的“拼图游戏”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用“逆推法”复原汉代郡国境界，即是以“县”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溯源逆推”的应用范围很广，但也存在两个较大的问题：
第一，资料的完整性难以保证，逻辑上出现断链，时常会影响到复原的精度。我们对政区的沿革的考证，端赖于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但史料的留存，总是越到晚近时期才越丰富的，“边界复原”追溯的目标年代越早，史料的缺略情况也就越严重。没有史料支撑，逆推的链条就会断裂，缺环太多，按时间序列的复原也就难以为继了。另一方面，史料并不等于史实本身，有时候政区境界发生了变动，但史籍上要么是没有记载，要么是记载得不够完整。我们不能因为现存史料中看不到记载，就直接默认政区边界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变动，毕竟“说有易，说无难”，否定性的结论更应谨慎。
第二，早期史料过于疏阔，以县为基础的“逆推”颗粒度太大，在精确性上比较可疑。在明清以前，我国古代对于政区沿革的记录多只停留在县一级，能够下沉到乡里都图、村社保甲等微观层面的文献很少。因此，除非是在资料条件特别好的时代或地域，一般来说，“溯源逆推”对县级政区的边界是无能为力的，它只适合在小比例尺的底图上复原中、高层政区的边界。这就好像是，我们不可能用一把只有厘米刻度的尺子量出毫米级的数据。如今的一个县，少说也要百十平方公里（古代的县只会更大），这在小比例尺的地图上也许不算什么，可在中等、大比例尺的地图上之上，那就是相当大的一块图幅面积。以此为基准考订出来的政区边界，即便文献上能够成立，它在大比例尺的图面上也是很难呈现的，绘图者稍有不慎，就会制造出难以接受的错误。
但话说回来，要讨论历史地图上政区边界的精度控制，也只有在特定比例尺的限定下才有意义。现实中许多有争议的边界，往往要在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才能分辨端详，而在五十万分之一以上地形图上是根本表达不出来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县界有需要勘定的地方，就认为明清、民国年间的几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县界也无法复原。再比如，先秦列国之间存在有一些无所归属的“隙地”，唐宋以前的南方政区之间也保留着大片无主荒地，这些宽幅的“界限”，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根本无从下笔，但这并不会妨碍我们在几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将诸政权、诸政区的此疆彼界表达为一条几何曲线。总而言之，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精确的数据，只有存在一定误差的数据，只要误差尚在容忍范围之内，那这份数据是成立的，同时也是“精确”的。
小结两种工作思路，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短板。“定点连线”相对精确，但对史料的要求高，应用范围受限；“溯源逆推”的适用面广，但误差会逐渐积累，精度上表现得比较差。在实际操作当中，我们从来都不会孤立地使用某一种方法，在有点可定的时候，一般都会优先定点，实在无点可定，就会由今及古、由古再及古地进行反推。两种方法互相配合，综合运用，才能达到最佳的复原效果。
只不过要记住，文献考证不是计量实测，我们复原出来的疆域政区境界，始终都是示象征、示意性质的。他们只是一种学术观点的地图化表达，而绝不能作为现实中处理划界纠纷的依据（国内的边界争议也喜欢讲“自古以来”）。
第三节案例展示之所以用宣统三年的山西省芮城县作为展示案例，主要是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
1、县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地方行政区划，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无论是统县政区的边界，还是高层政区的边界，归根到底都是县级政区的边界。这里选取一个县来举例，可以起到解剖麻雀的效果。
2、芮城县北靠中条山，南临黄河，境内富有山地、丘陵、台原、河谷等多种地形，以山为界、以河为界、以沟谷为界等边界类型多样，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3、芮城县的资料条件较好，目前有多幅清末的县级舆图存世，建国后又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辖地划拨，县境变迁剧烈，富有典型性。选取该县进行“边界复原”，能让“定点连线”和“溯源逆推”两种方法都得到充分表现。
4、芮城县正好是我学位论文研究过的区域之一，驾轻就熟，不必另起炉灶，可以节约不少精力（没错，我快写不动了）。
从零开始复原一个县级政区的边界，大致会有材料准备、界线考订、草图勾绘三大步骤，下面从第一步材料准备说起：
一、材料准备政区边界复原所用到的材料，大致可分为历史文献和现代资料两类。历史文献主要是与标准年代相近的方志、舆图（带有明确边界要素者为佳），现代资料则指今人研究著作、新修地方志、地名录以及大比例尺的现当代地图等。
芮城县位处山西省西南部，宣统三年时属解州直隶州。该县从北向南，按顺时针方向分别与解州本州、平陆县、灵宝县、阌乡县、永济县、虞乡县等六个县级政区接境。因为两区毗连，才会构成边界，所以我们搜集材料的时候，不能只局限于芮城一县，相邻州县也要兼顾。
1、历史文献
1）古旧方志
县志方面，有乾隆《解州芮城县志》、光绪《芮城县续志》、民国《芮城县志》、光绪《解州志》、民国《解县志》、乾隆《解州平陆县志》、光绪《平陆县续志》、民国《平陆县图志歌略》、光绪《重修灵宝县志》、民国《灵宝县志》、光绪《阌乡县志》、民国《新修阌乡县志》、光绪《永济县志》、光绪《虞乡县志》、民国《虞乡县志》等。
府（直隶州）志，有乾隆《解州全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陕州直隶州志》、光绪《陕州直隶州续志》等。另传咸丰年间有叶桂芬纂修《解州全志》十六卷，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未能寓目，殊为遗憾。
因芮城、平陆两县在光、宣年间没有新修的州县志（《续志》内容单薄，不能计算在内），所以省志方面尤重光绪《山西通志》。又，河南省晚清、清末无通志，民国省志又零散而不成系统，今不取。
2）古旧地图
古旧地图方面，除了上述方志所附舆图之外（如光绪《山西通志》前五卷即王轩所著《山西疆域沿革图谱》），首重山西大学图书馆藏宣统年间《山西自治区域图》三册。这是一套清末山西省的纸本彩绘分县详图（不包归绥诸厅），不仅明确绘出了各县境界，图上地名、地形信息也异常丰富，又恰好与我们绘图的标准年代年代吻合，因此史料价值极高。因为藏书单位只允许我在馆内查阅、利用，不能对外公布，所以这里就不贴图供大家欣赏了。
国家图书馆藏王轩《山西疆域沿革图谱》封面，是书即光绪《山西通志》前五卷光绪《山西通志》卷三《府州厅县图》之芮城县（东半部）光绪《山西通志》卷三《府州厅县图》之芮城县（西半部）另外，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并公布有一幅手绘着色的《芮城县舆图》，李孝聪先生推测为咸丰、同治年间的作品（见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前言》，第45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芮城县舆图》图背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芮城县舆图》图幅河南省在晚清、清末的舆图资料不多，公开发布出来的更少，目前能够利用上的，只有同治五年刘恂所编《河南省图》一册。另有1914年《河南分县详图》一套，年代亦相接近，可资参考。
同治《河南省图·四册之六》灵宝、阌乡县部分（数据来源：中国数字方志库）1914年《河南分县详图》之陕县、灵宝、阌乡图幅2、现代资料
1）地方志、地名录
县（县级市）志方面，有1994《芮城县志》、1994年《运城市志》、1992年《平陆县志》、1992年《灵宝县志》、2005年《灵宝市志》、1991年《永济县志》。地区（地级市）志方面，有1999年《运城地区志》和2010年《三门峡市志》，此外还有2007年《山西省三门峡库区志》，用以对比考察芮城与阌乡、灵宝两县之间黄河河道变化。
地名录方面，有1986年《山西省芮城县地名录》、1983年《平陆县地名录》、1987年《永济县地名录》、1987年《山西省行政区划与自然村标准地名手册（运城地区）》、1993年《河南省志》第12卷《地名志》。
2）现当代地图
除了上述地方志、地名录中所附“行政区划图”、“标准地名图”以外，我主要准备了两套中、大比例尺地图，以作查找今地之用。他们分别是：2012年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制作的1:16万《运城市政区图》以及1:7万《芮城县地图》，1995年山西省测绘局编制八开本《山西省地图集》当中的1:40万《运城地区》以及1:20万《芮城县》图。此外还有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一套，用于“文物认证”法的验证。
2012年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制作1:16万《运城市政区图》（非原大小）2012年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制作1:7万《芮城县地图》（非原大小）1995年山西省测绘局八开本《山西省地图集》1:40万《运城地区》（左半部）1995年山西省测绘局八开本《山西省地图集》1:20万《芮城县》图另，1995年《山西省地图集》之《芮城县》因图幅面积较大（八开本），比例尺适中（1:20万），地名信息丰富且带有地形要素，又将成为最终勾绘草图所用的工作底图。
二、界线考订界线的考订，再细分为两歩：先依新旧方志的记载，梳理芮城县由清代至今的历史沿革以及境界消长，以溯源逆推的方法，大体框定其县界在宣统三年的大体走向；此后再利用清末、民初的舆图材料，尽量提取界址点，逐一考订今地，以定点连线的方法，进一步调整细节，最终敲定其县界。
1、溯源逆推
依新、旧方志，梳理该芮城县（附解放后永乐县）自清初以来的历史沿革以及境域变化：
清初，芮城县因明之旧，属平阳府解州。清雍正二年，升解州为直隶州，芮城为解州辖县之一。县境至清末无大变化。民国2年2月14日设河东观察使，次年5月23日改为河东道，芮城县属之。县境无大变化。民国26年9月改道为行政区，芮城县属山西省第七行政区。县境无大变化。1941年~1945年，芮城县日伪政权隶属山西省河东道。县境无大变化。民国36年4月29日芮城县解放，分永济县中条山南地区永乐、赵村两区划出，成立永乐县（又含夏阳村），治永乐镇。芮城、永乐县属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行政区第三分区。芮城县境无大变化。民国36年6月，平陆县第四区（治常乐）划入芮城县，芮城县第三区（治学张村）划入永乐县，芮城民主县政府驻朱吕村。民国37年7月14日，太岳三分区划归晋绥边区，芮城，永乐县属晋绥十—分区。县境无大变化。民国38年2月，为支援西北区解放战争，设晋南行政公署运城分区，芮城、永乐属之，归陕甘宁边区。6月6日，成立晋南专署，分设运城、永济等五个中心县。7月1日，永乐县并入芮城县，属永济中心县，前平陆县四区复归平陆县，芮城民主县政府驻县。8月1日划分山西省运城专区，芮城县属之。1950年4月，永济、虞乡两县分治，芮城县四、五区（前永乐县一、二区）复又划归永济县。1958年11月，永济县山南地区的三个公社、平陆县大沟南、小沟南两个自然村划入芮城县。1954年7月1日，I临汾，运城两专区合并为晋南专区，芮城县属之，县境无大变化。1962年7月，风陵渡公社的长旺、上原头、夏阳3个大队划归永济县。1970年4月恢复运城地区，芮城县属之，县境无大变化。2000年6月14日，撤销运城地区和县级运城市，设立地级运城市，芮城县属之，县境至今无大变化。大致总结一下：仅就目前所见的文献来说，芮城县北部与解州、虞乡县以中条山为界，境界相对单纯，大致保持了稳定：芮城南部与灵宝、阌乡两县以黄河为界，虽然建国后三门峡、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建设，使得黄河水道产生了一些变化，但行政边界并发生人为调整，仍可视为稳定；芮城县境界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东、西两个方向的来回摆动。以1994年的行政区划而论（《县志》1994年，工作底图1995年），芮城县西部的大王、原村、杜庄、阳城、汉渡、中、风陵渡等乡镇，在清宣统三年时均为永济县地。
据1994年《芮城县志》卷首《芮城县行政区划图》改绘2、定点连线
1）提取界址点
界址点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旧方志中“疆域”、“山川”、“关隘、“津梁”、“道径”、“乡社”等门类中与边界有关的地名；二是古、旧地图所绘政区边界及其附近的所有自然、人文地物。
a、旧方志中的界址点提取（以粗体标出）：
乾隆《解州芮城县志》卷一《疆域》：“东至平陆县界仪家沟五十里，平陆县治一百里；西至蒲州府永济县界陈家村二十里，风陵渡八十里；南至河南省阌乡县界黄河岸二十里，阌乡县治三十里；北至虞乡县界中条山横岭三十里，虞乡县治六十里，又少西至临晋县治一百三十里；东南至河南省灵宝县界黄河岸三十五里，陌底渡界四十里，灵宝县治五十里；西南至蒲州府永济界杜村三十里，至陜西同州府华阴县界潼关九十里；东北至解州界中条山顶六十里，解州治八十里；西北至永济县界西孙村三十五里，永济县治一百二十里。”光绪《山西通志》卷二十七《府州厅县考五·解州芮城县·县境》与之全同；民国《芮城县志》卷一《舆地志·疆域》与之略同，唯有“陈家村”作“陈张村”，“陌底渡”作“曲里渡”，实乃一地。
乾隆《解州芮城县志》卷二《山川》：“中条山，在县北十五里，西起首阳，东接大行，南北狭薄，延袤不绝，故曰中条。过横岭而北即解州境，东南抵直岔岭为平陆县境，西北至清风岭为虞乡县境。方山，在县西北三十里，界连虞乡县。峰峦高峻，可与二华争雄，县东西七十里胥屛倚此山也。……直岔岭，在县东北六十里甘枣山东，今名横岭。……檀道岭，在直岔岭东，平芮分界处。自方山至檀道岭，胥中条山之析名也。”民国《芮城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用字稍繁，但内容仍与乾隆《县志》一致。
光绪《解州志》卷一《疆域·解州本境》：“南至芮城县界横岭二十里，至黄河六十里。”卷二《山川》：“横岭在五龙峪南，繇峪西上十五里乃中条山脊也，上有墩迹，北汉防宋巡逻之路。横岭南为山之阳，跨芮城、平陆，北为山之阴，跨解州、安邑、夏县。”乾隆《解州平陆县志》卷一《疆域》：“西至芮城县界仪家沟五十里，芮城县治一百里。”光绪《山西通志》卷二十七《府州厅县考五·解州平陆县·县境》同。光绪《重修灵宝县志》卷一《疆域》：“北三里至黄河，抵山西芮城县界。”光绪《阌乡县志》卷一《疆域》：“北滨大河。”
b、古、旧地图中的界址点提取
观察古地图，将古地图所绘政区边界及其附近的所有自然、人文地物全部抄录，并记明出处。下图所演示的，就是在光绪《山西通志》卷三《府州厅县图下•芮城县》中选取界址点的过程（红笔圈出的地名即界址点，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并不需要真的在古地图上画圈），宣统《山西自治区域图·芮城县》、德藏《芮城县舆图》以及州旧方志附图当中所载的界点，均如法炮制。余下解州、平陆、灵宝、阌乡、永济、虞乡等六州县与芮城县交界地段的界址点，也当照此步骤抄录，并注明史料来源。不同史料中重复出现的同一界点，不必重复计算，但要将“史料来源”记录清楚。
以光绪《山西通志》卷三《府州厅县图下·芮城县》为例，从古旧地图上提取界址点2）撰写《编稿表》
“界址点”提取完毕，下一步就是考订其今地。面对几十、上百个地名，头绪繁多，我们必须需要制作一张包含有“序号”、“属县”、“界址点”、“今地”、“史料来源”、“备注”等栏目的《编稿表》，才能便于观察和操作。这个表格是从文献到地图的桥梁，是联结古今的纽带，是日后正式绘图、备查的依据，也是地图“释文”的雏形。
具体的填写流程，似乎不用过多解释。我们只需要把提取好的界址点登入《编稿表》的“界址点”一栏，注明其“史料来源”，然后再利用地名工具书以及现代的大比例尺地图，逐一考订其今地（方法见前文，实在不可考者只能舍弃），记入“今地”一栏即可。下图即为登录完整的芮城县《编稿表》。余下的解州、平陆、灵宝、阌乡、永济、虞乡等州县与芮城接境地段，也当依此规则制表，考虑到精简篇幅，这里就不大规模的贴了。
芮城县《编稿表》此外，为了方便日后绘图，我建议在填写“今地”的同时，最好能用一直彩笔，在工作用图（可以把底图复印一份）将诸“今地”逐一圈出。下图演示的就是将今地在工作用图上逐一圈出的过程。不同史料中重复出现的同一界点，只需在今图上圈出一次即可。若工作用图上没有所需今地名，则可依其大致方位，暂用手写标出（当然首先要确定该地名确实存在）。同时，分属不同县域的地名，可用不同颜色的笔标绘，便于观察区分。
圈出今地的工作草图（局部），左侧红笔圈出的地名属永济县，右侧蓝、黑两色圈出的地名属芮城县单看蓝、黑两色圈出的“界址点”今地，芮城县界的轮廓呼之欲出三、草图勾绘当我们用彩笔在把芮城县“界址点”今地全部圈出来的时候，县界的轮廓基本上就呼之欲出了。
据老先生们讲，他们过去画草图，都是用透明硫酸纸盖在今地图（即底图）上，再用笔在上边勾绘“历史内容”，最后将草图交予专业的制图人员，史地工作者的任务也就大致完成了（审图、复核之类的事情另说）。
如今我们都已经改用软件画图了，但基本原理还是一样的。而且作为上游的草图，也用不着那么的“专业”。ArcGIS、QGIS、Mapinfo之类的专业制图软件当然很好，但上手的门槛都太高了，画出来的图也不见得好看。所以，在底图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凡是公开出版的历史地图，都要使用专门的地图出版单位提供专业的底图），我一般都是直接用CorelDRAW，简单易用，成图还美观（并没有）。说白了，只要是能画出点、线、面，并且可以图层管理的绘图软件，基本都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你用PS也可以。
下面就是我用CD绘图的界面，还有最终成型的草图。因为学位论文还在保密期内，不便公布，所以这里只是截取了修改过的一小部分，画得不好，让大家见笑了。
CD绘图操作界面
二、女***恋都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女朋友的？
2020-6-27今天是个好日子。
开心到唱歌的舒同学。啦(*｀Ω´*)v
端午放三天，我俩窝家三天。
昨天大早就软泡硬磨的让爱人汪去拔智齿。
我耐性超级好，从上午九点吃完早饭开始劝她。
汪怂怂也是怂的一逼，理由千奇百怪让我哭笑不得啊。
亲爱的舒宝宝，我买了好多菜，不吃完一半不想去拔牙，拔牙后会痛的不能吃了。
亲爱的，外面好晒不适合出门。
亲爱的，头晕，头痛只想睡觉。
亲爱的，我要追星看乖乖划船的姑奶奶们。
亲爱的，外面好像要下雨啦，不适合出门看医生拔牙。
亲爱的，医院几点下班啊。我们等太阳下山了出门。
我白她一眼，我已经预约好了，医院十点下班。别找借口。
各种拖拉懒癌晚期发作，不肯出门，卖萌装可怜，打滚不出门。
说好的成熟稳重，不苟言笑严肃较真吓到几任助理的汪工工居然化身成汪二哈扒门不肯出？
我不会心软的，一定拉出门去。
一个多小时后，她一脸无辜加紧张的就躺在医院等拔牙了。前后不过十分钟就拔完了。
一分钟打麻药，不过两分钟开始拔，然后三十秒，我就看到医生夹出来一颗牙。
还躺着梦游捂脸懵逼的汪工：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
然后我俩出门回家，本想给她买个冰淇淋，她弱鸡肠胃不好，吃凉的会拉肚子。
拔牙后的汪同学软萌可可爱爱的，说话温柔似水哟(๑•́ωก̀๑)
我怀疑牙医拔了她三十多年的智商？
不然汪三岁宝宝说话都是叠词：好痛痛～要喝水水～不能吃饭饭了～
求个抱抱(｡･ω･｡)ﾉ♡
不给亲亲～₍₍(̨̡‾᷄ᗣ‾᷅)̧̢₎₎
你滚蛋蛋థ౪థ
卑微舒化身丫鬟，伺候汪大爷喝流质，然后吃药。
哄了一个珠穆朗玛峰多的好话才把药吃了。又不能生气，毕竟汪包子的肿着个大大包子脸。我看着想笑又忍着笑。
还好她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菜～
我当着她的面吃饭饭，嘿嘿，菜好吃，汤也好喝。如果忽略掉汪工不友好的视线就更好了。嘻(ღ˘⌣˘ღ)
9-21-2019汪
昨晚下班着急回家做饭，生怕小舒给饿着了。
然后她说，等不及我回家，她去外面吃饱了。我ヽ(￣д￣;)ノ行叭。
我安排自己的晚饭，吃了小包鸡汁上汤米线。有包小辣椒，我不敢吃，就撕开来闻点味儿。
咦～辣椒真香，真辣，真好闻，直冲大脑门，就着辣味儿吃完了寡淡的米线！
小舒全程哈哈哈哈笑话我！调皮舒(^0^)/
一脸黑线的我-_-||
晚上睡前，我哀怨的说：别人家的媳妇儿都会做饭，我的不会，只会吃和捣蛋！(ﾟДﾟ)ﾉ
小舒白眼我：我们家没这个做饭的基因。
我继续吐槽：那你还笑话我闻着辣椒酱吃米线？我想退货把你还给你妈去？！
小舒放下书，一本正经的说：不可能，商品售出概不退货！没有质量问题，不保修不售后。
我被她一本正经的话逗笑了，说：你妈妈的售后服务我不敢→_→再说了，我可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你的！
小舒两眼一转，一脸讨好贼笑的贱兮兮的过来搂我胳膊说：矮油，那就当你娶我了？没有吧，是你嫁给我了。彩礼或嫁妆钱什么的我就不要了，反正我以后能赚多钱。那要不你把我的那份充公私房钱还给我吧？！
(ღ˘⌣˘ღ)卖萌舒上线,Ծ^Ծ,
我扯开她的摇我胳膊的手，慢条斯理的说，私房钱一经查收，概不退还。再说了，我娶你们老舒家的独女，可是赔上我后半生的时间，@_@还得给她做饭，她们家没任何售后服务！有我也怕吃坏肚子了！
9/17/2019更新BY汪汪
中秋节过的平淡无奇。小舒想让我写点有意思的。（我偏不）
我想了又想，感觉最近没心情写东西。或者说写不出来东西。因为一心只想放假。
中年妇女的欢脱日常一向欢脱为主。
毕竟生活太艰难，能过的欢乐一点也不错。苦中作乐，乐会有。
我本来要求小舒开车过去，一想可能会堵成狗。算了放弃。老实坐高铁打车。反正去哪和她一起，没啥大不了。
再说我们俩年龄大了，新陈代谢慢，堵车路上还要备成人尿布湿。
我做不到像别人打把伞就能解决人生三急的问题。
提前做好行程攻略，订了套据说是豪华海景娱乐房。
房里多台电动麻将机。很好，预防老年痴呆还防晒（不用出门）。
小舒惊呆了，搂着我的胳膊说，咦哟，你又背着我玩这些。
我白眼她：我又背着你什么了，我可是正大光明的好不好？
舒总大人白眼我：个地方玩手机都不行，还要玩麻将了？
然后在那啧啧啧，背着手打量房间，然后说有点恐高。
拜托，才20楼，你上班的是28楼好不好？
她自己也很开心的嘛，口嫌体正直。
小舒同学开心笑的满脸开花。她当然开心啦。
全程甩手掌柜，就带个人出来就好了。我背包包，她拎轻便袋子。
舒总：我饿了，亲爱的，我们吃什么？
/我累了，亲爱的，我们可以休息了吧。
/你可不要吵我，去把窗帘关好不要透缝，你去检查门关好没？
/卫生间有排风扇好吵，去关了吧。
行行行，你最大，听你的。休息不好，起床要闹。
我们俩的日常相处模式一向如此。
最后一天大早叫舒大爷起来，陪我同学去看海。
我其实更想窝酒店听歌玩麻将玩手机吃零食聊八卦。但是我打赌输了，只能陪着下海。
舒大爷更不愿看，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孩子，不爱看海啊。
打车过去，大失所望。小舒一脸惊呆的样子。
海滩上好多垃圾，那种贝壳渣渣。还好我机智，拿了两双酒店的拖鞋给她俩备用。
不到十点，海水是热的还烫脚脚。小舒又惊到了。一脸懵逼的问：南方这边的海水是开水吗？（因为烟台的海蛮干净，沙子也细腻，不扎脚，水很凉）
我左肩上一前一后挂着舒总的两只运动鞋，右边小垮包背着舒总的水和纸巾。
左手拎着有点湿的袜子。右手举着遮阳伞。她玩水玩到哪，我给举到哪，怕她给太阳晒伤了。
咦哟哟，在海边的我由江工工成功升级汪公公。真好！
~~~~~原答分割线~~~~~
这题昨天小舒同学刷到了，高赞的答案把她看超开心哟。
然后她觉得也要来答（得瑟幼稚舒）。
但是，舒同学在草稿箱里就写了这么两句：
我和爱人汪工是拾壹年前某个卖运动鞋的QQ群里认识的。（那会没微信）
然后拉拉扯扯十来年，暗恋五年的我修成正果，终于在一起了。咦哟，爽歪歪！狗头保命ing
~~~让我这个家属好好修改回答再发~~~
你写这么两句是要笑屎我，还是要笑屎别人？嗯？？！！！
行吧，给你修改扩充一下答案。让看到的大妹砸们参考一下。
毕竟梗直舒同学一向梗到我吐血，我也不差你这么一回，是吧。
~~~~懒癌分割线~~~搬运某舒同学另一个回答关于怎样撩妹（烧烤）~~~
2008年的某个夏天，我备考无聊，就去群里蹦哒，聊天，然后怼她又激她，看热闹不嫌事大，然后汪工老实的发了照片，我刚看到汪工在Q群里发的照片，就顺手收藏了。
真的一眼就上心，温柔清秀书生气的白净妹子，笑起来还有酒窝，主要是她长的超像大学暗恋四年的妹子，我觉得至少有七八分像。
（声明，我不是因为她长的像就喜欢她当她是替身之类。只能说我喜欢的类型一直没改变过很专一，就像某明星一直给女盆友送心型的石头一样）
那时候也没抱着要追她的心思，就当是多了个普通盆友，各自躺在好友列表里面。
翻看她的资料，发现她的签名万年不变，也不发任何心情，QQ空间也不打理。不玩任何Q游戏，偶尔会听Q音乐，流行歌曲很少轻音乐多，没有摇滚重金属，有些我连歌手名字都很少听到的冷门歌。
我那时对她充满了好奇，老有种想要了解她更多的欲望。
然而我知道，我们隔着天南地北，根本不了解她，或许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在现实碰面。
想到这点，我就莫名感伤到绝望，像是有盘我很爱吃很想吃的菜，我只能隔着屏幕看着流口水。（我实在找不到比喻）
没关系，山不就我，我来就山。慢慢来，给点时间就好。我列好计划，就一定要去执行。
有一天，我发现她在听张雨生的老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正好我也挺喜欢。所以就Q上找她聊关于这首歌，还顺便让她推荐她爱听的歌给我。
当时她就甩了自己的歌单给我，还附有文档，她写的听歌时对歌的理解，以及每首音乐后面都写上推荐理由。轻音乐类型，她会写一些音乐带给她的画面感是怎样。
时隔11年，我印象深的曲子《出埃及记》，超级震撼。林海写的《琵琶语》，《欢沁》，《踏古》，大明宫词里的《长相守》。心不静听不了这种轻音乐，会觉得烦杂。
只要是她推荐给我，我都用心去听，去感受，去试着理解音乐后面的世界，是哪里打动了她，让我更多的了解她内心世界，了解多点她的性格，就有理由去靠近。
慢慢的从音乐聊起，后续会聊生活方面的细节，如吃的什么，口味怎样，还有各自所生活城市的地理，天气，人文，我是个很好的倾听者。轻易不会冷场。
她做工程师，经常会下工厂，有事离开也不会和我讲，我也不会发一大堆的话去烦她。
后续等她回来了我们继续聊天，就像是一个未见面的老友那么自然。
生活中的我是个很内向不擅长交谈沉默寡言的人。并有严重的社恐症。人多的地方我就只想逃开。
网络上我是另外一个极端，乐观开朗欢脱。但是对她，我有200分的耐心耐性去陪她聊天。
我们俩在Q上不闲不淡的做了三年的普通盆友，聊天的频率低。一个月聊个四五次顶天了。
我浪费了三年撩她的时光，反倒被丰富多彩又风趣幽默的她撩的不要不要的。
尖叫鸡附身的我。天天感觉心里头有头鹿在撞来撞去，真怕哪天就撞死在心上了。
怎么说呢。我戴着主观厚滤镜去看待她。发现她拥有一张吸引我的脸，还有更吸引我的灵魂。
我们聊很多话题，如音乐（我五音不全，她会唱歌，唱黄梅调，地方花鼓戏一类），电影（她说拿移动硬盘存了300G的老电影），体育（看足球，理性的女足和女排死忠粉），地理（文科生地理好的很），历史（她看史记，左传，战国策等）。
她都了解一些，我们聊天不会少话题。什么类型的都能切入到聊天点上。
她从不轻易下定义扣帽子，也不反驳别人的观点，也不试图去说服别人。
像一位理性而冷静的看客，一些热点时事新闻，她都有追，然后和我分析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什么原因，要是我不热衷，她也不会觉得我扫兴了，自己写下来，放那里，过一段时间可能同一件事有新的看法。
我从和她相处这么久，能感觉到，她骨子里不会轻贱别人，很尊重别人的选择，这点我不如她洒脱。
当然她也不是烂好人（除了对她家人有点烂好人），她有原则有底线。果然是温柔细腻的妹子。
哪怕是网络上陌生人，她让我要有耐心，不轻易说打击和伤人的话，作为一个网络上的陌生人，善意是底线。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吸引和喜欢只是一时，爱会是一世吗？我不知道，越到后面我越觉得我离不开她，她像是空气，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但离开就能不呼吸。
——我是被汪工嫌弃————报表附注一样存在的题外话分割线————
两个人之间，有共同话题很重要。还要三观契合。不然会冷场聊死。分析总结自己是什么性格。
我其实不太相信12生肖或者说12星座之类，因为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内心世界也丰富多彩，不能简单的归为12种性格或12种类型吧。
你找到那个契合你的，就去追逐她。或者你觉得你暂时有不足，就努力补上。
情这个字伤身又伤心，但你不用心，就不会拥有情。
聊天有技巧。可提前先观察（考察），然后侧面分析。
这个是我前期用了三年多时间来慢慢从如下这些侧面去了解汪工的。
（希望她不要觉得我有心机，我只有爱心没有机）
比如：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哪里人），爱听什么歌（音乐类型），
去过什么地方（旅游还是出差，地理多学点，如可以聊天气，聊加衣添裳，多温暖贴心的聊天方式，我屡试不爽）
爱吃什么类的食物（八大菜系了解下，可以介绍自己家乡最有名的菜式点心小吃，没有人能拒绝的了美食的诱惑）
爱吃什么水果（各种水果了解下，可以推荐自己最爱的水果，或者安利自己去过某地的馆子）
爱什么样的打扮（森女系，***系，还是走帅气中性系）我们俩个都是长发四眼。
喜欢什么人物（历史，体育，人文，明星等）
然后再聊天，尽量往她喜欢的上面靠近。
谈感情千万要走心啊，要给彼此时间啊，女生之间的感情很脆弱，一旦你们之间的感情立起来了，真的是无坚不催。
女人是水做的，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就成水银做的了。
汞很漂亮的，像化尸水一般无坚不催。
如果说20岁的女生是最美好的年纪，像玫瑰刚刚开放，那么三十岁以上的女人肯定是玫瑰精华化成的玫瑰精油，此精油推背起来不旦美容还会迷到不行。
年龄真的不是问题。心与心人与人是平等的。
越是年龄大的，越会有吸引力啊。
她早已经步入职场，经济独立，思想独立，有自己一套为人处事价值观，或受过情伤，已阅尽人世繁华，还愿相信爱情，还有能力去爱人，还没把自己心门给关上，那你就去爱吧。趁着青春的小尾巴，拉上她一起，返回青春，恋一场爱。
现在信息发达，先聊一聊，盆友之间聊聊天不是很正常的吗？
又不是什么陌-什么陌用来解决生理方面的需求。
女生可能更愿意因为情而产生欲念发生什么。
聊到彼此熟了，都有双方地址，按节假日生日，再去送实用型的礼物。
发自内心和本能不求回报的对她好。
宠着她，爱着她，总会有天能回报的。你看我就是找到宝了嘛。
除了她，一切繁华于我皆是背景。我只追逐她的背影。
~~~~~多话分割线~~~~~~
我一直jio得我家太后肯定是知道了我是什么情况。
那就是那种知道了我就不说不同意，你别想你也别给我说出来。不然家庭大战走起？
她老人家把柜门给我焊死。不给我开，你不说，我不说，我们都心照不宣。
可惜了，我的爱人啊。我真想哪天我妈能接受她。当然不要做饭给汪工吃最好。
我努力奋斗，快40岁了，再扛一扛，拖一拖，估计我妈也慢慢的接受了？
三、历史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呢？他们怎么知道边界线的各个走向？
“历史地图”指今人所绘制的古代地图，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古地图”指古人的地图作品。有的地图兼具两种属性，如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这里只说第一种。
历史地图的边界绘制好像是许多人在面对《中国历史地图集》时的一个困惑。
我自己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但好在我对这个问题看得开，绘制历史地图中的边界大多属于示意性的，不属于精准复原。我一直都知道这个理儿，所以困惑并不算大。你说是估算，没啥好讳言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请教了先生。
他二三十年做历史政区地理，其实对于谭图中边界绘制问题也是心存困惑。
他推测，谭先生当年应当就是使用其他答主提到的依据山川形势以今推古、以古推古的手段确定的。
这一手段的前提，是预设该地区县级政区的传承性相当高，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推测意味。
此外，还有一种他称之为“几何画法”的手段。意思是，若确定县级政区A的边界，则将A与其相邻的BCDE相连接，取其中点，连成一个不规则形状；查阅地志，看其四至八到怎样，并依据具体山川形势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究竟怎样把古代县级政区的边界画的更加精准？
他的学生选择了宋代江南西路，搜集其乡里建置，在地图上定位，用“几何画法”在乡一级进行操作，先复原乡里一级的边界，再在此基础上复原县一级政区边界，提高其精度。这是他指导的学生做出的一点努力。
边界复原是古代政区地理几大要素之一，但恐怕也是最难操作的一项。终其所有，其努力的方向就是将定性分析的精度提高到最大。做这种工作的人，像个匠人。有本《历史学家的技艺》，“技艺”一词，翻译的真妙。
不过这一手段也是只能局限于宋代以后。隋唐时代仅能依据出土石刻复原两京地区的乡里分布，其他州县，恐怕难度太大。至于先唐，在我看来没有提高的余地了。
我还是举一位先生考证中古时期某郡郡界的实际例子。
datasource:CHGIS
sourcenote:南平郡（479-588年）治所
南朝齐时，迁治孱陵县（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属荆州。隋开皇九年（589年）平陈废。
据《晋书》卷15《地理下》：“及武帝平吴，分南郡为南平郡。”《宋书》卷37《州郡三》：“南平内史，吴南郡治江南，领江陵、华容诸县。晋武帝太康元年，分南郡江南为南平郡。治作唐，后治江安。领县四。”知南平郡北界是以长江为界。由于与隋以后的县界缺乏承继性，其余界线只能根据各县治所在地进行推测。
东界：大部分界线在今湖北省境内，待考。东南部分在今湖南省境内，当即安南县东界。因在安南县西北有石首县，治所与今相同，属南郡。因此，界线当在今湖北石首县与湖南华容县之间，沿今石首县与华容县之间界线，经华容县城东，向南接南界止。
南界：南平郡在今湖南省境有作唐县、南安县，作唐县治所在今湖南安乡县北，南安县驻地在今湖南华容县驻地城关镇东北部章华台。又，南平郡南面相邻的是衡阳郡，当时衡阳郡最北的县是益阳县，治所在今湖南益阳市城区，与安乡县、华容县相距较远。又，湖南南县是清光绪年间析安乡、华容等县地置。因此，南界标在今安乡、南县一线以南。又由于该区域为平原湖泊地带，地形上缺少参考物，暂作一直线处理。
西界：因无其它参考资料，暂以今安乡县西界澧水一线为界。
北界：在今湖北省境内，当是以长江为界。具体走向待考。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有山山水水的地方好整，大平原的地方可就惨了。
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历朝历代疆界的画法，很大程度上我把它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因此意思意思得了。
